2023年12月5日上午，“纪念俞伟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在我校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多功能厅举行，俞伟超先生的同学、友人、学生、同僚与学界同仁等近五十人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我校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主持。

座谈会现场

俞伟超先生是我院50级的本科生、58级的硕士生，也是我们的教员，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的杰出代表，是考古学、先秦两汉史的权威专家。俞先生是天才的考古学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是考古学思想家，对中国的考古学科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宏远贡献。先生热情豪迈，光风霁月，上善若水，具有独特迷人的人格魅力，影响、感召着他身边的每一个考古人，成为一代又一代考古学人赖以前行的精神力量。二十载白驹过隙，今天我们在此共同缅怀俞伟超先生，追忆先生之理性精神、纯粹理想、赤忱品格，各位先生顺次发言，表达了对俞先生的怀念与追思。

对徐光冀先生而言，俞伟超先生是他一生的学长与好友，对他的工作与学术研究都帮助良多。徐先生回忆了从1992年到俞先生逝世，与俞先生共事三峡文物保护的最后十年。在三峡水库建设将行、文物保护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成立了以俞伟超先生为组长的“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面对工作量巨大而时间紧迫、资金有限的压力，他们从调查研究开始，跨两省、二十二个县区确定了1282处遗址，对其分门别类地进行价值评估、制定保护方案，最终形成了200万字的保护规划。在俞先生的领导与众人的努力下，到2008年，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基本完成；2010年，考古保护规划正式出版；目前已付梓发行相关考古报告80余部，到2025年将全部出版完毕，这是可以让俞先生的在天之灵感到欣慰的。言末，徐先生感慨：“最后，老俞就埋在了张飞庙这附近，他等于永远守护着三峡。”

徐光冀先生发言

刘曙光理事长回忆，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就受到了俞伟超先生的热情关照与指导。后来他在国家文物局参与三峡工程相关工作，见证了俞先生为三峡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努力、抗争与坚持，在他看来，俞先生制定的保护规划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因而珍藏至今。他还提到，在进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没想到竟又受到了俞先生的许多指点，在水下考古还不被承认是考古学一部分的年代，俞先生就已经坚定地要在中国发展起我们自己的水下考古，先生的远见卓识、宽阔胸怀反映了其超越同时代的判断力与领导力，不愧为一个天才的考古学家。

李零老师叙说了与俞伟超先生相处的经历与印象。李老师回忆，与俞先生相识在1975年，最初走上学术道路即是受到了俞先生的帮助，当时由于住得近，时常与俞先生聊天交流，俞先生乐于分享自己写文章遇到的兴奋之处，给予他许多启发，最初的文章也多由俞先生修改，先生的学者风度、热情鼓励深深吸引了李老师。在李老师看来，俞先生特别重视理论、新潮的东西，他仍记得，晚年的俞先生某天忽然说想读福柯，他便搜罗了福柯的书带给先生看。俞老师是考古学界的“弄潮儿”，永远如年轻人一般对新生事物充满着热情与行动力。

张居中老师第一次认识俞伟超先生，是在1983年郑州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他作为向导带领俞先生考察平粮台遗址，俞先生辨识、验证夯层的情境至今记忆犹新。张老师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俞先生的指导下参加班村遗址发掘工作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次突破，多元综合发掘方法的试验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指出了一条新路，使他受益终身。谈到对俞先生的印象，张老师总结了三点，一是乐于提携后进，关爱青年人；二是对于可以栽培的学生，指导帮忙都不遗余力；三是俞先生是一位诗人气质的考古学家、天才的考古学家，具有指点江山的气派。

王建新老师谈到了俞伟超先生对他个人学术研究与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建设的意义。1983年，王老师在北大进修期间听先生们上课，收获很大，俞先生更是把他当亲学生来对待，先生对考古学哲学性的思维使人脑洞大开，王老师由此对考古学的理解产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建设也受到了俞先生的很多指导与帮助，俞先生指出了西大考古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解决问题提出了大量中肯意见，指导西大考古确立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十六字方针，使西大的考古学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王老师感慨，对于三峡工作，俞先生奔走呼告、设计规划，可以说俞先生的最后十年都献给了三峡，俞先生对考古学竭尽诚意的热爱与献身、对理论的追求，至今都对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指导意义，俞先生去世二十年，使得我们的学科发展受到了影响，我们需要将俞先生的精神传承下去，把考古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搞好。

焦南峰老师回忆，虽然与俞伟超先生接触很晚，也并非俞先生之同学、同僚或者学生，但在多年的考古工作中，俞先生却对他指导很多、影响深远。焦老师提到，俞先生是真正的中国考古学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最早的先行者，班村之行，使他在考古发掘方法上很有收获。在阳陵的发掘工作中，俞先生给出了大量关键性的指导，虽然并非师生，俞先生却不辞劳苦地悉心帮助了他，这样一种有教无类的教育品格，给焦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言，如果没有俞先生当年的指导，就没有他今天的研究成果。“俞先生在我眼里是我的偶像，虽然我不是他的学生，我觉得我想成为他的学生。”焦南峰老师如此感叹。

车广锦老师分享了俞伟超先生的两件往事。第一件事是俞先生的流泪，车老师在1994年发表《考古学境界论》一文，俞先生曾两次当着年轻人的面流下眼泪，评价道，“看到这篇文章，就知道这么多年车广锦是怎么过来的。”车老师每每想起，都能感觉到与俞先生四目相对，默默无语，只是心灵的交流，这篇文章写的是对科学的理解和考古学研究的感悟，没有一句在写自己，然而俞先生看的并非文字，而是人的灵魂。第二件事是俞先生的嘱托，俞先生曾有过交代，要好好关照车广锦。俞先生如此关心一个普通学人的未来，可见先生之慈悲，先生对考古学界许多人都予以关爱，以人性的光辉照亮我们前行。车老师指出，俞先生的诗人气质、理想情怀、精神境界产生了诗的考古学，纪念先生，就要用诗的考古学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考古学界。目前如火如荼的文明探源工程实际印证了80年代在苏秉琦、俞伟超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在今天，需要在国家与民族的层面上重新认识两位先生，他们是国家的功臣、民族的骄傲。车老师强调，纪念俞先生，是在呼唤思想和精神、人格与担当、仁义与良知、理想与境界，俞伟超这面旗帜将会永远飘扬在中国考古学界。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为刘曙光、李零、张居中、王建新、焦南峰、车广锦

俞伟超先生是中国水下考古的奠基人。张威老师谈到，在上世纪90年代水下考古不被认可的艰难处境下，俞先生顶住压力开拓领域，充满远见卓识地将水下考古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张老师自己下定决心走上水下考古的道路，也是缘于俞老师“一辈子只干好一件事”的教诲。到今天，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初成气候，从沿海、近海走向远海、深海，从国内初创走向国际领军，中国的水下考古不再是一片空白，更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俞伟超先生作为水下考古的开拓者，在这些成就的取得中起到了深层而根本的作用。

杨林老师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三个新兴学科——水下考古、航空遥感考古与三峡文物保护，都是在俞先生的倡议与指导下成立并取得成果的。虽然相关机构名称或已不存，但到今天，俞先生所创建的科技考古理念与方法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共识，譬如遥感航空考古，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工地、每一个考古队。而另一方面，当下各地重要的考古成果，也大都与俞先生当年的想法、规划与推进有关，由此足见俞先生之深谋远虑。而在今天怀念俞先生，就是要继续推进考古学，用实际行动来告慰先生。

宋建忠老师回忆了与俞伟超先生的三次见面，俞先生激情、浪漫、沉思的学人神采、对学生的无私关爱都让他终生难忘。俞先生被誉为考古界的奇才、文博界的全才，对水下考古的贡献尤为巨大，面对学科筚路蓝缕阶段的“三无”困境，扛起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大旗，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这一新兴学科的深情关怀仍然表露无遗。俞先生虽别于世，他的思想却如夜空之星，指引我们前行。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即是对其思想、创业的继承与发展，过去36年，我国水下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俞先生难以预料的骄人成就，是对先生学科理念的延续，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创造了更加光明的未来。

郝国胜老师分享了有关俞伟超先生的珍贵图像资料，从奔波工地参与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忙碌身影，到一项项文博事业的累累硕果，俞先生之音容笑貌、仪表风采又宛在眼前。尤为特别的，是在整理先生遗物时发现的一篇手稿，写于俞先生去世的前两日，关于人文科学写作高低之评价，寥寥数语，然即可见先生之大境界、大学问： 

人文学科□□□层次远思近染，探寻人类事物本质，有能力解释当今细小现象，此为上上文风。资料搜集大体周全，课题内容变化过程基本清楚，论述点自成体系。此类研究虽品类众多，大小不一，粗细有别，皆可列为中乘之作。独有资料搜集繁杂，写作内容庞大，并构筑起自己的新体系，（若）其论点与本课题前后左右有大冲突，此为走入旁门左道之□□作，固不必取。更多写作则如繁星之象，光亮不一，皆能自行生存，亦不必评述也！

——俞伟超2003年11月13日书于广州市广东省人民医院保健楼601病房内

俞伟超先生手稿

此外，郝国胜老师代读了王川平老师的手写信，并分享了俞伟超先生亲属的短信。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为张威、杨林、宋建忠、郝国胜

唐晓峰老师依旧记得俞伟超先生上课的神采与特征，也感动于俞先生个人的人格魅力、与学生形成的个人友谊。而对他个人有特别的重大意义的是俞先生与侯仁之先生的合作，两位先生联合考察、发表了《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一文，成为考古学支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经典学术案例，这一合作对唐老师具有“定天命”的含义，他受此启发，由此成为侯先生的学生、走上了历史地理学的学术道路。

水涛老师分享了个人学术成长与俞伟超先生的密切关系，由于博士论文选题是俞先生研究的一部分，他在论文写作期间与俞先生交流很多。在大家的一般认知之外，俞先生对甘青地区早期文化等边疆考古的研究亦颇为深厚，并积极参与到这些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当中。例如，青海热水大墓的保护工作受到阻力，正是因为俞先生的干预才被保存下来，而今天方见其重大学术价值，则知俞先生超越时代之远见。

徐天进老师恍惚于二十年间弹指一瞬，倏尔远逝，回忆起在北大上学时与俞伟超先生的相处日常，感慨言：“怀念那个年代，是因为那个年代有像俞先生这样的人，而怀念俞先生，也是真的怀念那个时代。”徐老师认为，上世纪80年代，老师们对学术的真诚、热情与纯粹都超过了当下，俞先生这样的老师们是旗帜、是一把火，对学生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发自内心地尊敬传统学问，又热忱地拥抱新事物。怀念那个时代，也是怀念那个时代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无论是对老师的调侃、为老师画漫画，还是老师到宿舍与学生聊天、带同学们吃饭，亲密如友的师生情谊都在岁月流沙中熠熠焕金。最后，徐老师谈到，俞先生在考古学之外，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在今天看来难能可贵，尤需珍惜。俞伟超先生的学术成果会代代相传，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生动的人，却或许逃不开湮没于历史之宿命，然而，对于这一辈的学人来说，俞伟超先生的意义远远不止几篇文章，让俞先生的精神存续延绵，是我们的责任。

方勤院长谈到，从盘龙城、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到楚文化研究，湖北考古学界受俞伟超先生的教育与恩惠颇多。到今天，湖北的文物考古部门队伍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累累硕果。因此，加倍努力把湖北的文物考古工作做得更好，逐步先进，是对俞先生最好的回报、对先生精神最好的传承。

“说句心里话，作为俞先生的学生，我一直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裴安平老师在回忆恩师时，谈到俞伟超先生的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对新的方法、新的思想总是激情澎湃地追求、实践，当年在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发掘完毕，俞先生突然冒出了航空摄影的想法，当即亲自打报告、上飞机。飞行至遗址上空，最激动的就是俞先生，拿着照相机便冲到机舱门口，飞机颠簸，身体不稳险些掉下去，俞先生对待新思想、新方法可谓是“命都不要了”。二是俞先生有教无类、有容乃大，裴老师曾三次被俞先生安排工作，都因故未能成行，但俞先生却始终坚持考古要有教无类、要团结，但不能搞“俞家军”，可见俞先生心胸之坦荡、宽广。言至终了，裴老师近乎哽咽，“接到通知，我很激动，我也感觉对不起俞先生。”

高崇文老师指出，今日中国特色考古学之建设，实际植根于上世纪80年代苏秉琦、俞伟超两位先生之贡献。当时，俞先生整理苏秉琦先生的论文集，写了一篇叫《追求和探索》的文章，将高老师叫到家中，一边讲述苏秉琦先生是怎么搞中国考古学、是如何用一生建立了中国考古学派，一边激动地流眼泪。高老师感慨，俞先生是最有思想、最有激情的考古学家，他的去世太糟了，俞先生罹病之际，常说：“再给我五年的时间，我可能做更多的事情。”但惜天不假年，俞先生的逝世是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损失。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为唐晓峰、水涛、徐天进、方勤

对信立祥老师来说，俞伟超先生不仅是师长，更是亲人。信老师回忆了年轻时与俞先生亲密无间的相处日常，毕业后参与工作，发掘工作如何进行、该看什么书，都是俞先生持续关注、不断指导的，可以说，他走上工作岗位后、考研究生之前所有的考古学知识都来自俞先生的教育。高明先生曾说，俞先生是一个善良的、非常纯真的人，二十年生死茫茫，俞先生这样一位师长、亲人，仍是不思量，自难忘。信老师特别强调，俞先生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敬畏历史而热爱祖国，将考古学当作中国历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为提高考古学的地位和影响尽可能地做一切工作，先生曾说，中国考古学不能落后于先进国家，中国作为这样的历史大国，应该有最有影响力的、最先进的考古学。因此，俞先生不仅重视考古实践，更特别重视考古理论建设、重视新领域的拓展与新方法的运用。同时，先生也十分关注考古学学科的地位与影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将考古教研室独立出来成立考古学系。进入历史博物馆后，俞先生认为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改变原来墙上教科书形式的历史展陈，建立了通史陈列。总之，俞先生作为考古学的奇才、文博界的全才，贡献涉及考古文博界的方方面面。信老师感慨，俞先生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与热诚情感的人，是一个思想汪洋恣肆、永远走在一般人前面的领路者与开拓者，是把希望寄托给年轻人、少有的具有使命的人，一生与国家的命运、历史、学科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左到右分别为裴安平、高崇文、信立祥

今天，我们深切怀念俞伟超先生壮阔的一生、诗意的一生、春风化雨的一生，深切怀念俞先生对中国考古事业矢志不渝、跋涉不息的一生。我们再次感动于俞先生的家国情怀，感动于俞先生对祖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呕心沥血、热忱奉献。廿载朝暮，逝如江水，音容笑貌，陈迹渺然，然而先生之治学品格、松筠高节，则时时秉于案前、悬于心间，指引我们走进中国考古学的蓬勃未来。

座谈会现场

会后合影